这样，从1982年12月4日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都行使着国家立法权。

1982年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既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既不能以西方宪法为参照系试图彻底改变中国宪法，也不能对西方立宪主义采取不加分析的拒斥态度。

1982年宪法包含着对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既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宪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探索符合中国特点、契应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道路的重要成果和法制保障。国家机关设立党组，全面履行领导职责。约法本身还不是正式宪法。二是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临时约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将中央和地方列为第五方面的关系，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并认为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好好研究讨论。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专门设置了第十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和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用了较多条文作了规定。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自从第三共和以来，保护地方语言的呼声始终没有间断。

如学者所说，大革命开启了法国民族语言政策的新纪元，第三共和国则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完成了统一民族语言的宏大工程，同时也成功地将全体国民融入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之中。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是保证少数民族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使各少数民族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因此，第12条最终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最后，我国的备案审查实践刚刚触及语言问题，宪法语言条款的诸多内容尚未得到展开。

地方语言由此首次写入宪法，宪法中正式形成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单数）和地方语言（复数）作为遗产的双重结构。因此，从历史发展与阶段对比来讲，全国通用语言的重要性需要加强，并且应当得到持续加强，这是符合新中国宪法语言条款变迁的整体趋势的。

这是历史上首次确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宪法地位，为捍卫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诸多做法奠定了宪法基础。在语言问题上，大革命不仅延续了独尊法语的政策，而且将其推到极致，只有统一语言，才能真正实现共和革命之下的国家建构任务。因此，本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的角度重新阐释现行宪法的语言条款。从规范角度讲，双语教育模式也印证了前文的1+N解释方案。

原因在于，地方语言作为遗产的保护和推广，必须尊重第2条第1款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前提，但地方语言的沉浸式教学已经超出教授该门语言的教学方式，而是力图使地方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和教学机构内的交流语言来使用，因此违反了宪法第2条的要求。首先，应当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源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废止有关法规。如何规定语言问题是考验新中国制宪者的一大难题。

在2015年《教育法》的修正过程中，则明确形成了双语教育的思路，即：规定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实施双语教育。在内容上，本文主要以法国宪法为参照系，在方法上更多借助体系解释和社会解释。

在法语写入宪法之后，地方语言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所有公民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当然都有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各民族公民有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在旧制度前期，法国缺少统一的语言，各地方大都有自己的方言且多属不同语系，在书写和发音上不完全相同。因此，在批准欧盟条约的过程中亟需确立法语的宪法地位，从而发挥其维系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本功能。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多元和一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从1949年《共同纲领》到1978年宪法，都仅规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现行宪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种双重语言结构很好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139条规定的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对诉权的保障，并不是对语言权的宣告。这些内容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均有规定。

结语 我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因此，法语与地方语言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达到了前者消灭后者的程度。

如张翔教授在评论2021年审查案例时所说，宪法序言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寻求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该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地域范围内将地方语言教育置于比通用语言更优先的地位，但其草案说明也承认通用语言教育的必要性：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因此，彻底改变既有语言状况就成为迫切的政治任务。特别是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在1992年通过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在国际层面促进对地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其中肯定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使用地方或少数民族语言（the right to use a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是固有权利。

如学者所言，首先使用‘祖国（partrie）一词的革命分子8月26日以法语发表《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法语由革命的语言跃升成为自由的语言，跨越国家、民族、地域甚至时代的藩篱。近现代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对于第4条的语言自由，学界则往往从基本人权角度强调其重要性，认为该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自由和风俗习惯自由，是语言权利的宪法规范基础，也有学者沿着这一思路认为应加强非通用语言文字立法，从而保障少数人群体的语言权利，更有学者将我国宪法第4条与国际人权法进行对接，并认为研究少数人语言权利在具体领域的保护实践也能够指导中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基于该判决，法国必须在修改宪法第1条、第2条第1款以后才能批准《宪章》。

使用法语不仅是革命者的象征，更成为热爱共和国的表现。因此，在本文的宪法解释方案中，通用语言在国家公务或公共服务领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规则在地域上必然是完整的，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均不得例外。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法语的内忧外患逐渐显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第37条第3款如此规定地方语言教育问题：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意味着通用语言并非如法国宪法那样在国家公务和公共服务中具有独占地位。与此同时，对地方语言的长期打压也产生了反作用，保护地方语言的呼声日益强烈，并且与欧洲和世界上保护地方和少数民族语言权的运动相互呼应。

但语言具有历史性，统一语言运动并未完全消除语言的多元化。2005年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22条第2款规定国家鼓励民族自治地方逐步推行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授课的‘双语教学。但从国家角度而言，则必须在公共领域维护通用语言的存在必要性，以国家为主的公共组织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必须以通用语言提供公共服务。如学者所说，事实上，基于比较法视野，从语言权利角度解析《宪法》语言条款，固然是重要的研究进路。

然而，近几年的情形有所变化。（二）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关系辨析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宪法上的通用语言，特别是后者作为书面通用语的地位更为基础。

因此，法语真正确立了其作为官方语言一统天下的地位，在各种公共场合以书面和口头方式得到使用。宪法委员会部分认可了违宪指摘，认同不得强制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使用官方语言。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必须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议会在该法中允许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普通学校课程中开展大溪地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宪法委员会认为其并不违反宪法，但重申了1991年判决中所作出的限制，即必须遵守平等原则，大溪地语言的教学不得对学生都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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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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